天使樂園

幾年前，因為閱讀黃碧雲的專欄的緣故，發現了二十世紀匈牙利的重要詩人阿蒂拉.尤若夫(Atilla Jozsef, 1905-1937)的作品。

尤若夫的悲惨生平，大概可一饗一般人對「詩人傳奇」的定型想像：他出身家貧，學習時續時斷；1930年，他加入匈牙利共產黨，但因為後期作品多半涉及工人階級和底層勞工的生活，而被當局逼害，沒收詩集；他曾多次自殺，最後一次是三十二嵗--唯一成功的一次。然而，尤若夫的吸引力，更在於他的作品本身。

跟百年以來多數的中國左派作家不同，歐洲的文藝左派與現代主義間，不一定構成截然的對立。尤若夫的作品是其中一個例子，我們不難從中找到現代主義的影子；而正是他作品中那種具渲染力的想像，讓他筆下的工人階級和底層勞工的生活，得到了最形象化與具爆炸力的呈現。試看尤若夫的〈母親〉：

她在一個星期天用雙手提著
她的大水杯，帶著一絲寧靜的笑容
在生長著的黃昏裡
小坐片刻。

她把他們給予她的食物
盛在長柄鍋裡從工作之處帶回家。
我上床，不停地想
富人們總是酒足飯飽。

我的母親是一個矮小的女人。
她死得早，就像洗衣女工那樣：
她們的腿在提著東西時顫抖，
她們的頭疼痛於熨燙衣服。

對於群山來說，它們也有赃衣服。
它們的雲景由蒸氣構成。
仿佛它們需要一種天氣變化，
它們可以攀爬閣樓的樓梯。

我看見她拿著熨斗停歇。
她那脆弱的軀體，越來越單薄，
被資本累垮。
無產者們，想想這一點吧。

她完全被赃衣服壓彎了腰。
我認出她是個年輕婦女。
在她的夢中，她戴著一條乾淨圍裙
那時，就連郵差員也會對她問好。

尤若夫的作品讓人想到鄧阿藍的詩作，二者同樣有力。


《阿蒂拉.尤若夫詩選》
阿蒂拉˙尤若夫著，董繼平譯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讀毛尖的散文是會「上身」的，不打緊，我的副業是「問米」(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寫書評」，得罪了)，這正是寫這篇東西所需要的狀態。寫書評不把評論對象的神韵「再現」一番，又怎說得過去？說寫書評形同問米是有點誇張，但詮釋學老祖宗狄爾泰(Wilhelm Dilthey)不是說過，要進入一個人/作品的精神世界，得靠「神入」(empathy)？

李歐梵先生出版京版《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時，毛尖小姐曾經撰文評論，提出《上海摩登》一書至少有四種讀法；而在我看來，毛尖小姐新近出版的散文集《當世界向右的時候》(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5月)，也至少有四種讀法。

當小說看。在這個「上海通訊」的故事裏，主人公的名字自然叫「上海」。故事的重心是新上海，講新上海在全球化以及第二波的現代化浪潮中，「如何風光，如何摩登，如何讓外國人流連忘返，讓中國人心神俱醉」。不過，在這個趕著與國際接軌的「後摩登」都市中，不是人人都有機會分上一杯羮的：「目前上海，『香蕉兒童』的數量和『民工子弟』的數量同樣激增，這個城市的未來老闆和未來打工仔一起洶湧地成長著」(〈香蕉兒童〉)。香蕉兒童的定義是：黄色表皮，白色教育；他們基本上是亞裔，其中尤以港台子女為多。香蕉兒童與民工子弟的學習環境間的差別，可謂天淵之別：「他們的教學環境對於民工小學的孩子來說，就是他們對天堂的想像」(同前)。教學環境有天淵之別，收費的差距就更以百倍或千倍計。對於一個以消除階級差異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國家來說，這實在是匪夷所思。

但對於我們的毛尖小姐來說，最重要的還是一種舊有生活方式與價值的飛逝：「如今上海已成功地把阿飛棲身的房子都拆光了，大道小道上走著的都是奮發好青年。再過幾年，小店鋪小菜場也會蒸發掉，毛豆都沒得剝。」(〈懷念阿飛〉) 毛尖小姐所說的阿飛，正是王家衛鏡頭下的阿飛。阿飛是沒有腳的鳥，但不管他是否真的一生生活在幻夢中(他自己不知道，他一出生便已經死了)，他的生是決絕的，他的死也是決絕的，始終如一；而古惑仔「最多是一些不甘馴化的鳥，把籠子弄得咯咯響而巳。」(同前)

「上海通訊」的小報風範

當然，《當世界向右的時候》可以當小說讀，還因為毛尖小姐說故事的技巧實在漂亮。書中的不少篇章佈局奇詭，若不加細察，準會被誤會為精準狠快的小小說佳篇。然而，在這個「後摩登」年代，說故事的藝術還可能嗎？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認為，故事、小說和資訊是敍事的三種形式，它們的興衰與不同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密切相關。基本上，故事是口頭的流傳，說故事的人與聽眾混在一起，生活的經驗與智慧也就得以流傳下去。隨著印刷術的發明，小說則取代了故事的位置，講故事的人和聽眾被分開了，在講故事與閱讀的孤獨之中，經驗無法流傳，講故事的藝術也就被逼走向終結。資訊則進一步把講故事的藝術推向絕境，它的特點是新異與轉瞬即逝，反傳統反權威去氛圍，講故事的藝術也就無法倖免於難。《當世界向右的時候》不就是毛尖小姐在信報的專攔「上海通訊」所發文章的一個選本？通訊不就是資訊？難怪我們會在《當世界向右的時候》中，看到資訊所具有的不少特點。例如那些「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標題，都機靈可口，像「年老色衰指南」、「要麽脫，要麽殺」、「寧死不當三陪女」等標題，都甚具小報的語言風範。說故事的藝術還可能嗎？就此而言，不大可能吧！

但這些資訊到底是寫給誰看的？是香港人吧！無疑，「上海通訊」所發的，原本是一個上海人遠道寫給香港人看的「上海資訊」；但現在改以簡體字發行，卻不無詭異的把這些「上海資訊」，弄得好像是寫給原本「被看」的上海/上海人看了……噢，難道現在上海/上海人所(要)看到的，正是自己的「被看」？怪不得《當世界向右的時候》中的不少篇章，對於「看與被看」，會有一種近乎自戀的狂迷！

當散文看。毛尖小姐在後記裏說：「2001年底，柳葉約我一起為香港《信報》寫一個專欄，當時想，隔天七八百字，容易。於是，『上海通訊』就開張了。」無疑，專欄是散文的天下。關於毛尖小姐的散文特色，劉紹銘教授在毛尖小姐的另一本新著《慢慢微笑》(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的序言裏，已說得相當透闢，不贅。不過，劉老教授提到毛尖小姐的一門「獨門武功」，筆者倒想伺機插插嘴，跟大家分享一下，筆者與這一門「獨門武功」過招時的神馳感覺。

劉老教授對毛尖小姐的這一門「獨門武功」的描述，可謂一語中的：「她可以把一些風馬牛的題目搭在一起，有一搭沒一搭的跟你說著，呃，卻有本領教你聽得出神。」劉老教授舉的例子是〈世界杯，別看董橋〉。世界杯與董橋，的確是風馬牛，但毛尖小姐把二者拉在一起的理由倒也簡單：「看世界杯的日子裏，不知道該讀甚麼書好。後來拿出一直存著沒捨得讀的《從前》……準備一場球看一篇，一個月球賽結束，三十篇文章也剛好看完。」奇就奇在：「開始幾天節奏控制得很好。法國隊第一場輸球的時候，我讀了〈舊日紅〉，綠茵場上的悵惘正應了董先生文中的『情何以堪』！」把世界杯與董橋拉在一起，寫來却讓人有如置身哈利波特的世界，毛尖小姐的神技也就可見一斑。無疑，毛尖小姐的錦心巧手是令人眼花撩亂、心曠神怡的，讓人有如劉老老置身榮國府！

毛尖與周星馳

把世界杯與董橋拉在一起，按照原文文脈，自有其道理；但讀著讀著，倒令人思疑毛尖小姐在此是否另有微言大義。布爾狄厄(Pierre Bourdieu)曾謂，社會上層份子喜以對「高檔文化」(例如芭蕾、古典音樂等)的喜好與把握，區別於社會的下層人士。換言之，社會上層份子與下層人士所可能擁有的「文化資本」根本不同，前者看的是芭蕾、歌劇，後者看的則是通俗劇。那麽，毛尖小姐的微言大義是否就是：在這一個一體平舖的「後摩登」世代中，過去的雅俗之辨己不管用了？布爾狄厄所描述的那個世界已經過去？沒那麼複雜，但從毛尖小姐把雅俗並置的神技，筆者倒看到一個現象：在這個「後摩登」世代中，要置身社會的上層，只懂「高檔文化」是不夠的，還得雅俗兼修；而能兼修雅俗的，在新上海，叫「小資」。所以，就算在中西的散文傳统翻箱倒篋，也會找到毛尖小姐這一門「獨門武功」的師承與起點吧，它的奶水準是流自別處：「上海人因此都是『頂真』的，這個城市於是培養著全中國最好的白領隊伍，以及可能是最廉潔的公務員們，所以，民間顯得比較太平無事，連小偷也沒想像力。同時，周星馳的電影則廣受歡迎，大家在家裏看著周星星搞亂社會，心裏樂。」(〈喜歡周星馳的理由〉)，同樣地，聽說毛尖小姐的散文在華人世界裏也廣受歡迎，原因無他的，大家在家裏看著毛尖小姐搞亂語言秩序，心裏樂吧。且慢。把周星馳與毛尖小姐拉在一起，是否真的有點風馬牛？筆者說的又不是甚麼緋聞，毛尖小姐是箇中高手，準能心領神會吧！

人民需要毛尖

當《新上海後摩登指南》(非插圖本)讀。既然小資知識份子的本領是雅俗兼修，撰寫起通訊來，自然也不忘跟大家談談「上海後摩登」，細味流行俗物。於是，她會告訴你：「說到手機，如果你不知道一些手機代碼，那也是巴。『FRANCE』代表甚麼，『Friendship Remains And Never Can End』；『荷蘭』是『戀人永不分離』」(〈巴〉)，「巴」是甚麼？「巴」是上海的流行語，主要指「土」、「不時尚」；告訴你：「前幾年，上海流行給剛出生的嬰兒做小手掌、小腳丫模型，為的是定格人生的第一次觸摸或第一個腳印」，而後來，「時尚勇敢的年輕女郎克隆了自己的臉，自己的『擁抱』，自己的『吻』，甚至自己的『胸』，給親愛的戀人」(〈克隆手，克隆胸〉) 凡是有關後摩登的，她都會如數家珍地——告訴你；並且，她告訴你：「所以，其他城市的人一邊對上海說三道四，駡駡咧咧，一邊還是禁不住往上海跑」(同前)。

最後，你認認真真坐下來讀，因為這是一部表達了一己愛惡的文化批評作品。至於箇中理由，親愛的讀者，你得親自在《當世界向右的時候》的不同篇什中找了，反正毛尖小姐對新上海的愛恨交纏是十分明顯的。但毛尖小姐要搞文化批評，人民會答應嗎？跟李歐梵要在《上海摩登》中談學術差不多，「人民不答應」(〈人民需要李歐梵〉)。也許只能怪毛尖小姐本人了，誰叫她選了上海呢，而且還是新上海。

2004年7月24日 香港

十年前，游靜寫下《裙拉褲甩》。《裙拉褲甩》原本是游靜十年前在星島日報的一個專欄的名字，當時的「創建文庫」原本打算輯錄成書，後來出版社改變了出版方針，計劃也就拉倒了。現在成書，已不是原貌了(儘管知道原貌的，少之又少)，在跌跌宕宕間，倒有一種由時間而來的厚度。

十年，可以見証一段感情的生與滅，可以見証一個人的長成，也可以見証「無事可見証」的虛無。十年來，游靜不斷以文字、錄象等不同媒體見証形形式式的物事，有她的喜好、感情、文化、政治。

從收於《裙拉褲甩》中的文字看，儘管十年來游靜的文字、心思、視野都一直在變，但其間觀照物、事的態度與生命取向還是有其一貫性的。

其實，此種一貫性劈頭便見諸這本集子的題目：「裙拉褲甩」。「裙拉褲甩」是一種身體姿態，標示著匆忙中的狼狽相：「...趕不了尾班船，對於我來說，最大 的問題不定無家可歸，而是龐大的心力與體力的付出後遇上戛然終止的反高潮時的挫敗與失落」(＜夢中作＞)。但為什麼要「趕」呢？游靜有一次訪問馮寶寶，其 間的經歷很能說明箇中的由來：「我問馮寶寶：『你現在怎樣『想』你曾經有過的，與及失落了的少年？』她突然從化粧椅上躍前，拼勁挺一把人工空氣，『現在我 不想，我搶。』『噯，你是說錢，還是少年？』」(＜不願與你面對面＞)。在生活裡種種的瑣碎、偏見、簡單的黑白分判與廉價煽情的卡壓下，去「爭/搶」別樣 的空間本是無可厚非，但生活裡總是有著太多掌握以外的不堪與偶然：「從我這裡走到你那裡其實只有半間屋子的距離。但是在我這座位旁邊，有無數未完成的工 作...我其實......並不是不想走過來，只是不知道，走過來以後，你是否還在那裡」(＜看＞) ，故狼狽，故裙拉褲甩。

但爭/搶別樣空間的內容的同時，不無矛盾地，也需要爭/搶別樣的「生活形式」。在一個什麼都要爭/搶的社會中，誰都心虛，經常處於防備甚至是戰鬥狀態， 「你愈是避愈是後退牠就愈是追著你吠你」(＜狗＞) ，但這種狀態不正是一切的偏見、簡單的黑白分判與廉價煽情的母土嗎？於是在「爭/搶」的同時，游靜也褒揚「緩慢的美學」：「...逼使人正視自身的矛盾、 人性的軟弱和歧異，加深加廣認知的複雜性」(＜政治VS.文化＞) ，「...站在路中心等候，相信等待牠也相信有不吠的時候」(＜狗＞) ，而不至於在精神或肉身的高速狂奔中，完全失去知覺。此種對「緩慢美學」的自覺，可証諸游靜對文藝作品的評價。於是，游靜為什麼不喜歡張藝謀的《紅高 粱》，便不難理解了，因為：「...所謂煽情便是藉著迴避問題來操縱觀者的情緒」(＜《紅高粱》以前＞)。而見諸修辭，游靜的「文字遊戲」則佈滿不無惡作 劇意味的砂石，「絲毫不能揆供即時的感官剌激和高度震動」(＜從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答脫稿的問題＞)。

我認為游靜的文字之所以迷人，正正在於以上這種「快」與「慢」之間的無比張力。

《星島日報》(10/10/1999)